巨变的世纪

一个全新的“亚洲世纪”是否已经来临？很多迹象表明它的确已经悄然发轫。毫无疑问，世界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着转变。

美国仍然是大的经济体。曾几何时，它也是自由贸易有力的支持者。但时过境迁，它在种种决策中鼓吹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正日益嬗变为“美国（America only）”。这一趋势在美国主张其利益的言辞论调中显而易见。

欧洲则深陷内忧外困：内部挑战丛生，对外则缺少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欧洲国家本就规模不一，视野不尽相同。英国脱欧进程中出现的混乱使情况更加复杂。如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任何改善都是一纸空谈。

相比之下，亚洲——特别是蓬勃振兴中的中国——已经锻造了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和自信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三倍多，其中中国增长了九倍。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数以千百万计的人们摆脱了贫困，步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然而这一伟大的成就在欧洲鲜少获得应有的认可。

在技术领域，亚洲也迅速迎头赶上。中国的空间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取得如此成就。而在电信领域，中国也早已超越西方。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商业平台领域，这种成功模式的重演也将指日可待。

随着“新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正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这将惠及65%的人口。这一倡议将有可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大的投资计划。 

亚洲其他一些国家所推进的发展战略也同样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印度正在实施 “Make in India”（印度制造）计划,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战略。此外，印度尼西亚、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工业政策也都旨在实现增长和进步。日本和韩国已经跻身成为的经济体，尽管它们也面临着与欧洲主要工业国家相似的挑战。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局呢？是抽身而退，采取孤立主义政策，甚至对亚洲公司在欧洲的投资施加法律限制吗？显然，像德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应该审慎权衡此类举措。

在我来看，有三点至关重要：

首先，平等互惠奠定共识。只有遵循这一原则，才能维护协商合作的良性平衡，实现双赢。德国和德国的企业可以为亚洲国家及其企业在众多方面提供支持：比如技术、投资以及通过本地化和培训带来的就业机会。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体系将职业培训与在职实践相结合，在范围内广受赞誉。与此同时，在市场准入、保护投资和知识产权——即公平竞争领域，也必须谋求共识。日本与欧盟之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已为这一方向铺平了道路。现在我们需要循此先例，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当前正是开展开放和建设性对话的大好时机。为此，政府和企业必须密切合作。与过去一样，德国亚太经济委员会（APA）将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

其次，适时应务塑造未来。随着世界变得日益复杂，变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地缘政治越来越影响地缘经济，许多人也受到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不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城市化，在诸多领域，亚洲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也正是德国企业能够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创新能力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 

第三，协同一致凝聚力量。近几十年来，德国公司在亚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分归功于亚太经济委员会的有效工作，他们在该地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网络，谙熟当地市场环境和市场需求。此外，“德国制造”也享有*的声誉。然而，这些都不足以确保未来的成功。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明确指出：“无论我们多么勤奋，多么伟大，多么出色”，如果我们强大的贸易伙伴不支持公平竞争，那都将于事无补。

因此，在欧盟建立起有效的外贸政策协调机制前，德国企业应至少采取共同一致的立场来维护其利益。 

对于德国企业来说，“亚洲世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可以依托我们的创新和良好的声誉。但我们也必须有能力和魄力创建平等的伙伴关系，充分认识到化不是单行道，而是相向而行。在这之中，平等互惠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